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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杜荣教授----跨文化学习对教学研究帮助很大

时间:2012-11-04 20:00点击:
经济管理学院杜荣教授----文化学习对教学研究帮助很大
                实习记者  陈溢青  王舒平
 
        记者:杜老师,您好。请简单介绍一下您在爱尔兰都柏林商学院访学时的研究工作,当时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杜荣:爱尔兰的导师Cathal M Brugha是在管理信息系统系,他对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我访学期间,与导师共同参与了“跨文化信任”项目研究,主要目的是:在东西方之间通过沟通和交流,能够做到知识共享和互相信任,最终目标是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记者:这个项目大约做了多少时间?

        杜荣:在爱尔兰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回国后,这个项目引申出来的后续研究一直在跟进,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也做了后续的调查工作。今年刚刚获得批准立项的陕西省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就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不只是做理论研究,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做能够实际推动中国与爱尔兰双边合作的事情。高新区的西安软件园,目前正努力通过我与爱尔兰导师之间的合作,以及在爱尔兰拥有的关系资源,帮助西安的公司和爱尔兰的公司建立起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我回来后一直努力做的工作。今年11月1日,爱尔兰的一个代表团即将来西安参加两年一届的外包大会,这也是我们的合作在实践中产生的一个成果。在过去的4年里,虽然没有任何的项目资助和报酬,爱尔兰老师和我坚持每周一个网上语音视频会议,进行学术研讨,并帮助促进陕西与爱尔兰之间的合作实践,这是我们热衷的一个事业。

        记者:你能否介绍一下在爱尔兰的文化氛围有什么特别之处?

        杜荣:首先要谈谈爱尔兰人对英国的态度。爱尔兰人口不多,但是爱尔兰人对英国和欧洲的看法会有两种不同的极端——一边是抵制英国,另外一边是希望和英国保持密切的关系。这让我感受到一种很复杂的情形,有些方面几乎是英国原封不动的翻版,但是又有很多人在骨子里不认可英国的系统,想要追求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模式。很多爱尔兰人认为,从地理位置、文化、语言等各方面来说,他们是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贸易与合作的门户或纽带。因为爱尔兰的语言是英语,而世界大多数非英语语种国家的第一外语都是英语,他们在与这些国家的沟通上要比德国人、法国人等显得更容易。另一方面,因为文化方面的相似程度,爱尔兰人与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的沟通又要比我们东方人容易得多。我的导师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做过一个讲座,认为爱尔兰可以成为中国与欧洲贸易与合作的gateway。爱尔兰政界也认同他这种观点。

        在 University Colege Dublin(都柏林大学),有三分之一以上教职员工不是爱尔兰人。这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大学,他们的构成有德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等。当时的校长毕业于美国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也是美国人。我参加了都柏林大学人事处举办的专门面向外籍教工的跨文化培训,感受到他们的校园文化是开放式的、多元化的。

        爱尔兰跟美国之间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有人把爱尔兰称作是美国的大后院,很多爱尔兰人移居美国,现在居住在本土的爱尔兰人远远少于分布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后裔。所以,美国和爱尔兰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特别密切。爱尔兰也希望利用跟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做世界上其他国家的gateway,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多元化的地区。

        记者: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文化氛围中,根据您的观察和感受,爱尔兰的大学生与中国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

        杜荣:最大不同是他们非常的自主。首先,他们在生活上是自主的。他们有少量的学生公寓,一般新生可以住在学生公寓,到了二年级就必须自己去解决住所问题。二年级以后一般租住在当地爱尔兰人的家里,对于留学生来说,便于他们融入当地的文化

        其次,他们在学习上很自主。在选课方面自由程度比较高,打破了学院之间的界限。在听课与课外学习方面,他们更积极主动。我听过硕士的、包括MBA的,还有本科的课,教师往往给学生们大量的材料,让学生课前自己阅读,上课时,老师们讲的是关于学生们阅读后怎样看待这些材料的,更多是启发式教学。在MBA的教学中,他们采用Workshop形式,类似国际会议的研讨方式,老师讲理论知识的时间不到一半,更多是要求学生用学到的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每个学生要做一个Project,用老师讲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在教师方面也很自主,教学大纲不会规定的特别死,对教师的讲课内容不会特别干预。例如:我听导师给MBA学生讲 “战略管理”时,他不讲全球都在用的“波特”的那一套,他说为什么只有“波特”的那个好呢?他就要给学生讲点其他的,波特的内容学生可以自己看。他的角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用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经验和治学方法启迪学生,分析战略选择,在战略实施中应该怎样做,比较反对去跟风。

        记者:您在爱尔兰深造期间,给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杜荣:爱尔兰包容的文化也使得我变得更加open-minded,视野也更开阔了。我的导师Cathal M Bruha,最初研究的是运筹学,但通过几十年研究和实践经历,他认为运筹学在某些方面,比如物流配送、大规模生产等方面十分奏效,而在市场营销、知识管理等牵扯到人的文化、价值观的知识领域时,便有所不足。因此后来他在知识管理的研究中,便抛弃了运筹学这个工具。我受到了他的影响,在与他同做项目时,很少使用数学建模的方法,而是贴近现实,到企业里寻找现实人物进行访谈交流,去了解他们的观点和实践,同时设计调查问卷,对问卷进行定量分析。我的导师自己也创建了一套方法论,可以将很多人的观点进行有机集成,我后来也采用这样的模式进行研究。这让我大受裨益。

        记者:了解到您也曾到美国大学进行过合作研究,您了解到的美国大学的科研教学方式有什么特点?

        杜荣:美国大学的同事与爱尔兰相比,更能吃苦,他们有着很令人敬佩的 “今日事今日毕”的良好习惯。我在美国的导师,Detmar Straub教授,是MI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Quarterly的主编,他就是个很好的典范。他与我第一次见面的前一天,刚从澳大利亚出差回国,在晚上十一点半,还没有倒时差的情况下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布置了第二天会面的具体事宜。不论他的工作有多忙,只要他人在亚特兰大,便会一周一次与他指导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进行一对一的研讨。我从他的教学方式和学术精神方面,学到了很多。在国内,我所认识的多位院士、杰青也经常工作到深夜。

        在科学研究方面,美国大学更看重可直接衡量的业绩指标,但并非急功近利地要求年度或短期考核。科学研究论文从选题到投稿到最后录用刊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大学认识到这个科学规律,对教师的考核,尤其是对教师科研成果的考核,就会适当延长考核周期。

        记者:访学归来,您对西电学生如何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涯有何建议?

        杜荣:这几年授课经验让我感觉到,西电学生大部分太过看重自己学业成绩,也就是考分。而去听课的学生大多时候也只是被动听课,而不是active listening,对课堂听课不是很重视,翘课现象也很严重。我觉得,作为当代大学生不能太过短视,简单地认为听课只是为了考试成绩。对于一些很聪明的学生来说,他们甚至认为自己不必听课,在期末时突击复习也能拿到好成绩。其实不如换个角度思考,学会听课,带着问题与兴趣听课,不为成绩。在一节课中,能够听到一句对自己有启发的话也好,哪怕这句话与自己专业领域无关,而是老师自己的人生经验,也是十分有益的。同学们应当多一些思考,不思考就不会提出问题。我也在课堂上试用从爱尔兰借鉴来的教学方式,但西电学生能够积极主动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很少,想要实现真正的交互式教学有难度。

        另外,在课下,要学会自己研读教材。例如,我主讲的课程是双语教学课程,用的是全英文教材,课上听讲一个半小时,课下可能需要继续用功三个小时,才能充分消化课堂内容。除了教材,还要自主阅读相关的学术类、专业类期刊,将课堂内容与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相结合,体会这门课程真正的价值。

        我希望西电学生能够在埋头躬身学习之余,抬起头来与人交流,学习爱尔兰人的开放式文化,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学业。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访学经历,给我的学生搭建一个国际化平台,让学生及时了解到国外的科研近况。

受访者小传:
杜荣,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术带头人。2006年至2007年在爱尔兰都柏林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曾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做短期访问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知识管理,跨文化管理,IT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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