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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民:完善教育和科研评估体制是科学道德建设的基础

时间:2012-11-05 20:18点击:
   
 
        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教授的身份,提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毕竟对中国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就是从怎样建立一个评估体制,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评估体制之前你需要什么东西,谈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大家可能都知道,科学道德建设为什么那么重要。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创新需要去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想别人还没有想到的问题,创新也要去看到人家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且你还要去做人家没有做的东西。所以对于一个实验结果,你所做出的结论,是你基于创新进行的独特想法,还是有意作假,在很多情况下,大家是看不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科学界里,一个科学家的诚信,就是说我不是有意去作假,这点非常重要,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基础。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科学家对诚信那么看重。大家都知道,DNA,核糖核酸,脱氧核糖核酸是我们的遗传物质,1944年艾弗里和其他两个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大家高中的时候就应该学过,证明DNA是遗传物质。但这个结果在很多年里并不被大家接受,原因是为什么呢?现在过了50年,我有时候上课还是会把那篇文章拿出来讲。那么重要的一个实验结果,为什么大家不去接受?现在我们回去看,质疑他这个结果的,不是因为他作假,说我不相信DNA是遗传物质。一直到沃森、克里克把DNA的结构解出来以后,大家知道DNA怎么能够遗传了,这样大家才接受。大家都想得诺贝尔奖,艾弗里跟那两个人,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并没有得诺贝尔奖。所以后面利用他们结果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们演讲的时候首先要承认艾弗里这三个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个假结果的话,是编出来的东西的话,科学家把你的结果当真的,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哪怕最后证明你是错的的话,浪费掉的资源,浪费掉的精力是没法计算的。所以虽然科学最终能证明你这是一个谎言,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浪费,在西方学界里面,对于造假绝对是零容忍,只要发现,就必须把你赶出学术圈,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大家有时候会想到,科学家为什么会造假,我讲得比较简单点,可能就两种人,一种人是他有毛病,他就是要造假,在美国学界也有这样的人,他就是把做假不当回事;而更多的另一种可能,也许更适合于中国,至少我跟国内的普通科学家交流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觉得现在很多制度是在“逼良为娼”,你这么天天评估我,弄得我没办法了,我才去作假。
 

  我今天想讲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一方面我们要严厉惩处作假,另外我可能更着重一点,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评估制度改善了以后,减少这些“逼良为娼”的现象。其实前两年我也经历过我们系里一个同事的事情,也是一个作假的事情,原因很简单,他文章出来以后,有一个竞争对手把他的文章从头到尾看得非常仔细,看到其中一个图里面有一条带,说这条带肯定是假的,是他编出来的,然后就举报到我们学校。那个人正好是教授评终身教职的时候,一评评两年,我们觉得很纳闷,因为要拿终身教职虽然很难,也确实需要很长时间评估,但也不至于两年的时间。后来有一天突然给我们开会说,他这个长,不是因为终身教职评的长,而是因为有人举报他作假,所以调查需要花时间。耶鲁学院的院长跟我们系主任说了以后,然后在学校里找了三个很著名的教授,让他们把他所有的结果通通看一遍,不仅是举报的这张图,他在耶鲁十年的结果通通看一遍,看有没有作假。最后得出的结论好像是,其他的实验没有作假,就这么一张图,让他把原始数据拿出来,果然是他自己编的。看完以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说他是作假。下面就决定我们要不要给他惩处。这个人的文章发表的是非常好的,科研经费也非常多,一年大概有200万美元的经费,这在美国是非常多的。最后,考虑到大家都是同事,有很多私人的感情在里头,但我们最终觉得还是应该零容忍。哪怕这个对他实验结果一点都不影响,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图,就要他做个对照,他没做,编了一个,结果最后没有拿到终身教职。
 

  这件事情说明三点,第一个是实验结果的对错,还有这个举报者的动机,应该跟我们的调查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人家的动机是什么,不管他的结果对错,只有一个问题你要调查清楚,那就是他有没有作假。第二个就是惩处的力度必须达到不让他抱有侥幸心理。第三个就是在调查过程中,一定要保护被调查人的隐私和权益。所以在这整整两年当中,全校只有几个人知道他在被调查,别的人谁都不知道,一直到查处以后,才跟他的学生说一下,你的老师有这个问题。但到现在我都不能讲这个人的名字,如果我现在把这个人的名字讲出来,回去我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惩处方面,我就讲这么一个例子。
 

  下面我要讲的是我们的“逼良为娼”怎么避免。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去完善一个评估体制。有时候跟中国的同事聊天,会说中国现在正在发展,处于改革开放当中,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的理解是,这可能是激情和理性的冲突,激情就是现在中国落后,于是我就先改革,先去做了再说。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当我们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许我们需要理性地考虑一些问题,然后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来。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怎样去完善评估体制,那就是我们很理性地去讨论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然后看看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方法。
 

  我提出的观点是,大师你基本上是培养不出来的,我们做生物学的都知道,我们的遗传决定了很多的能力,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所能做的,只是创造一个环境,能够让每个人才把他们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遗传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遗传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的最高潜能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让大家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这是第一。第二,大学、研究机构要建立一个评估体系,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如果你不能搞清楚,就没法制定一个很好的评估体系。
 

  既然我今天在南开大学,我就以大学为例。今天有很多大学生在这里,我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要上大学,你上大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有两种人,一种人说,我就是想学一点知识,掌握一门技术就行了;另外一种人会说,我希望把自己的能力培养好以后,将来可以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针对这两种学生,其实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培养方法。只是想学点知识,掌握技术,将来有平稳的生活,这无可非议,这样的学生很多,他们有这样的人生目的,也应该支持他们。那另外的一类学生,真的想变成陈省身,想变成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我们也要支持。一个大学,首先要搞清楚你要培养哪一类的学生,你是两类学生都培养好,还是只培养其中一种。
 

  当然,关键问题是你如何去做。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一个是你要培养哪一种学生,当你确立好之后,你需要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当你搞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后,给他们这样的支持你又需要什么样的老师。就这一点,在中国很多大学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至少通过我从外面往中国里面看的话,发现整个评估体系非常混乱。混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最根本的问题没有想清楚。当然,我们耶鲁大学是倾向于培养学生能力,而不是培养技术。其实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也讨论过这些问题。在西方社会,2000多年以前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你培养什么样的人。在美国大学里现在分两类,一类是通式教育,这个课程一是教学生很多基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思维能力。这些跟我们的职业教育完全反过来。比如说耶鲁大学也有商学院,也有医学院,也有法学院,这些学院是职业学校,是教学生一种专门的技术、一种专门的知识。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培养采取的是通式教育。
 

  2000多年以前,西方学界就在讨论,我要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要求这个人必须懂语法,讲话不能语无伦次,这是第一。第二,他必须有逻辑,没有逻辑也不行。第三,他必须会演讲,不会演讲的话,他也不能把他的想法,把他的知识讲出来。他必须有算术的知识,有几何的知识,有天文的知识,有音乐的知识,这已经是公元5世纪的时候了。就是说,你要培养一个自由人,你需要培养他们这么多的知识。到了中世纪,大学里这些东西都要学,但是有先有后,首先要把语法、演讲、逻辑能力培养出来,教完之后再去培养他的算术、天文、几何知识。社会在发展,西方一直在讨论对于通式教育要教什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开始发展起来,建筑,绘画这些东西他们也需要学习。到了现代的美国,耶鲁大学也好,哈佛大学也好,你要懂文学,也就是语言,你要懂哲学,要懂历史,还有那些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数学这些东西。其实爱因斯坦把他归结的最好,叫value of education,是让学生去思考一些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不是掌握点知识就行了,it's to think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learned on your text book.通式教育的目的是用来发展一个人的个人能力跟知识能力,而且培养他带有批判性的、很清晰地去思考的能力。他能做出很明智的判断,然后他在行为上必须是很有人性的,非常负责任的,很愿意跟人家共同合作的。他还能够很明确地去跟人家沟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样的人,他有这样的能力,将来他就可以解决现在专家还没有问的问题。
 

  那你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需要什么样的老师。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喜欢讲名师出高徒,你拜个名师,就能成为名师那样的人。其实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讨论,但其实最后得出结论,并不需要这个样子。所以在西方大学体系里面,进行通式教育的有两类学校,一类就是像耶鲁大学一样的研究型大学,另一类就是人文学院。很多好的人文学院,在美国名声跟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是一样的。但这里面存在一个本质的差别,它对于教师的作用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说人文学院,它觉得要教好这些学生,一个老师并不需要是大师,他只要能认认真真地把大师是怎么成功的,知识是怎么得来的搞清楚,把这个教给学生,他就可以培养学生。而研究性的大学不一样,我们是让那些不是收集知识的老师,而是他本身在创造知识的老师来教授学生。这就是我之前说的,一个学校为什么要先搞清楚你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你要搞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教授来培养这样的学生。
 

  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耶鲁大学的培养理念到底是什么。第一,我们要给学生一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们的脑子增加能力,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耶鲁大学可能更倾向于让学生脑子的功能增加。一个大学必须搞清楚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还有就是学生来了以后,你让他做什么。耶鲁大学就是觉得学生来了以后,是他人生的一个探索阶段,可能有些学生已经对某样东西感兴趣了,他可能去做更深的探索,同时我们也鼓励他去做新的探索。其实我们讲到底,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避免造假这些事情,一个在追求理想,追求兴趣的人,这样的人很少会有造假行为。这就是我为什么讲要把办学理念搞清楚的原因。我们现在需要三方面的知识:一个是文学与艺术,一个是社会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需要三个技术能力,一个是你必须懂外语,第二个你必须有量化思考的能力,第三你必须会写作。选课的话,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这方面的课都必须选。
 

  我们怎么来完善这个评估体系。一所大学,必须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教育与科研的系列。在耶鲁大学里,教授有两个很大的系列,一个系列就是我们讲的终身教师系列,必须又得教学又得科研,不管是拿诺贝尔奖的也好,院士也好,普通教授也好,你必须得教学,每人上课的量是一样的。还有就是纯科研的终身教授系列,在医学院里面,他不需要教学。所以说不想教学的人,就不可能把工作找到耶鲁的本科学院里面去,他就找到医学院去了。如果我是不想搞科研的人,我就到非研究型大学去了。还有一个非终身教师系列,这里面分三个,一个是讲师系列,纯教学的,还有一个科研系列,还有临床医生,纯临床的。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东西是你必须先挑选,而不是我先做两年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选完以后就按照规定评估,而且不能反悔。
 

  最后我想讲的话,就是完善评估体制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避免把那些有理想的人,想做点实事的人约束起来。一个评估体制最终决定了你这所学校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对一个新的科学家的评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里我给大家看两个实验结果。我们人有思维,思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脑子,我是搞发育生物学的,发育生物学中很多人都想知道我这脑袋是怎么来的。这里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这是一个小鼠,从爪腹部长出一个大脑袋出来。另外一个结果是一只小鼠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脑袋。那两篇文章都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这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杂志。这两个人在申请你这个大学的时候,你要挑哪一个。内容一样,文章发表的也非常好,那你下面要做的事情是,你怎么去评估。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来决定是要这个人还是那个人。那个让爪腹部长出一个脑袋的人,他是把脑袋怎么长出来了解的很清楚,他想到了人家没有想到的东西,用到了人家没有用过的技术,他找了一个基因出来,把这个基因放到另外一边以后,让它在腹部长出一个脑袋。而另一个人,他在研究一个基因,把它去掉以后,运气非常好,脑袋没有了。在美国大报小报都登出来,科学家找到一个基因,是做脑袋用的。大家可以去想,想清楚你学校要办成什么类型,然后决定你会找哪个人。
 

  (钟伟民 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  本文根据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发言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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